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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佛海及其回憶錄《往矣集》／蔡登山

《往矣集》日譯本序／周佛海
《往矣集》日譯本東京版序／周佛海
《往矣集》序／朱樸
《往矣集》序／金雄白

【往矣集】
《汪精衛先生行實錄》序
苦學記
扶桑笈影溯當年
盛衰閱盡話滄桑
走火記
四遊北平雜感
廣州之行
武漢追憶鱗爪
極樂寺
自反錄
病後
憶亡弟

【附錄】
附錄一　我與佛海／周楊淑慧
附錄二　在日本的小家庭生活／周楊淑慧
附錄三　記周佛海先生／左筆
附錄四　訪周佛海先生一夕談／書生
附錄五　《往矣集》第十二版跋／周黎庵

序

【周佛海及其回憶錄《往矣集》】／蔡登山

　　在汪偽政權中，汪精衛自然是第一號頭子，陳公博後來做了汪的繼承人，應列為第二號頭目；除此而外，就要數第三號人物周佛海了。周佛海在汪偽時期，有三個顯赫的職位，一是偽行政院副院長兼偽財政部長；二是偽中央儲備銀行總裁；三是偽上海市長。上海市長原是陳公博兼任的，但到了汪精衛死後，陳公博要接任偽行政院長兼代國民政府主席，於是上海市長這個肥缺，便落在周佛海身上，周佛海此時要錢有用不盡的錢，論勢有擺不完的權和勢，他呼風喚雨，權勢顯赫一時。陳公博雖是名義上的領袖，但實權完全掌握在周佛海的手上。即使在汪精衛還在的時候，周佛海除掌握著汪偽政權的財政權及警察權，乃至軍事幹部的人事權而外，據他所寫的民國二十九年的日記，汪偽政權成立時的一切重要官員，皆由他開列名單，交汪認可發表的，真可謂一人之下，眾人之上啊！

　　周佛海（一八九七―一九四八），湖南沅陵人，家境貧寒，肄業於沅陵辰郡聯合中學，因事革退，旋東渡日本。民國七年九月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，照例取得湖南省的官費支給。民國八年九月，轉入第七高等學校，當時蘇俄共產黨人布哈林所寫的書刊，在日本很流行，周佛海受其影響，乃嚮往社會主義。民國九年七月，他返鄉省母，八月，參加陳獨秀在上海籌組的共產黨組織。民國十年三月，從第七高等學校畢業，同年四月，考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。當時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河上肇，就是該校經濟學部的主任教授。民國十年七月，以留日代表資格，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，「一全大會」任陳獨秀為總書記，周佛海副之，與陳公博、張國燾、包惠僧等，成為中共的主幹人物。同年十一月回日，繼續學業。

　　民國十三年，他休學一年，五月，返回廣東任國民黨宣傳部（部長戴季陶）秘書兼廣州中山大學教授，主講經濟學。九月，脫離共產黨，其後與中山大學教授謝瀛洲、黃季陸等刊行《社會評論》。民國十四年十一月，辭職赴滬，後轉日本，繼續學業。民國十五年三月，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。旋即返國，應武昌商科大學校長郭泰祺之聘，任該校教務長。稍後南下，任武昌軍事政治學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。四月，辭軍校秘書長職；五月十八日，周佛海自武漢潛赴上海，他在船上撰寫一篇〈逃出了赤都武漢〉的文章，擬到上海後送交報紙發表，表明他反共的立場，藉以洗刷共產黨份子的嫌疑。不料他一上岸，即被上海警備部捉去了！後經雷嘯岑（馬五）通知周妻楊淑慧，楊淑慧次晨快車趕赴南京找邵力子，由邵轉報蔣總司令，急電楊虎、陳群，著即押解周佛海來京訊究，不得違誤，如此楊、陳二人自不便私自處置。不久，周佛海即告省釋，且被派任為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教官，嘗一度隨戴季陶任職廣州中山大學，同年反滬。民國十七年一月，與戴季陶、邵力子、陳果夫、陳布雷在上海發行《新生命月刊》，又創辦「新生活書店」，出版叢書。周佛海在社會上嶄露頭角，蜚聲黨政與文教界，就是由「新生活書店」出版的那本《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》宣傳作品開始的，當時風行全國，曾列為各大學用書。

　　民國十八年南京中央大學特設「三民主義」講座，挽請戴季陶主講，他講了一學期，改推周佛海去繼續講課，周佛海滔滔雄辯，深得學生的歡迎。民國十九年初夏，發生中原大戰，周佛海以總司令部訓練主任，隨同蔣總司令出發到前線。民國二十年十二月，任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。民國二十六年任委員長侍從室副主任兼第五組（研究）組長。民國二十七年八月，辭江蘇省教育廳長，同年任中央黨部宣傳部副部長、代理部長。並兼「藝文研究社」總幹事。

　　周佛海作為蔣介石的「文膽」之一，與邵力子、陳布雷、陳立夫等一起參與機要，起草公文，頗得蔣介石的信任。抗戰爆發後，他出任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兼第五組組長，國民黨中央宣傳副部長、代理部長等職，可算委以重任。但與其野心相比，自然感覺「很不得意」。據其子周幼海（之友）的回憶，他對兒子說過：「我在重慶很不得意。自從脫離共產黨後，我當過國民黨政訓處處長，也當過江蘇省教育廳廳長，現在當國民黨宣傳副部長，和國民黨中統關系也深，但始終沒有什麼作為。因此，我決心同汪先生一道出來，從另外一條道來解決中國的問題。」可以說，周佛海的賣國，首先是追求自己政治上的野心。

　　當時「藝文研究社」諸幹部份子，自周佛海以次皆聚集渝洲，他們常在一起座談國事，兼及共黨問題，號稱「低調俱樂部」，而指「抗戰必勝，建國必成」的口號為高調。他們認為對外戰爭時期愈久，共黨發展的機會即愈多，內憂將隨外患而激增，國家前途殊屬可慮。加以國際形勢亦對我諸多不利，這群書生之見的長衫朋友，乃漸漸地喪失了抗戰的勇氣，恰有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蓄意倡導和平運動，而日本內閣又聲明不以重慶為和談對象，於是一拍即合，這便是周佛海甘心附逆的主因。

　　到了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爆發後，周佛海即警覺日本的勝算已告渺茫，汪偽政權的前途日趨黯淡了。於是，他首先和戴笠取得聯繫，決心輸誠中樞，軍統局派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員和無線電臺，都是藏匿在周佛海的上海住宅內。抗戰勝利後，戴笠勸他和羅君強等人，不妨暫時離開上海，藉避耳目，於是戴笠準備一架專機，將其一干人載到重慶，住在磁器口，生活很安詳。不久，戴笠（雨農）墜機殞命了，一九四六年初，周佛海由重慶被押解回南京，十月，南京高等法院處以死刑。一九四七年三月，獲蔣介石特赦，改判無期徒刑，關在南京老虎橋監獄。據馬五去探監說，周佛海對自己判刑這回事，毫無怨言，只說「雨農一死，我就知道不妙了，因為我的一切經過情形，唯有雨農最清楚，他才能夠為我作有力的證明呵。」易君左也先後去探監兩次，他說：「不久，我再同楊淑慧看過周佛海一次，佛海已口不能言，病倒在草蓆上，黑黝黝一片。

　　我看見這情形，心裏覺得很難過，我帶來的幾本新畫報，佛海也不能看了，於是只好黯然的出來，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周佛海。可憐楊淑慧為著丈夫的生命，典盡賣絕，求神問卜，四處奔走，磕頭作揖，瘦得不成人形。她曾邀我到一處『圓光』的所在，在一盆清水裏，由術者施法，口中唸唸有詞，經過相當時間，看見水盆裏依約有些影子，像是人影，一會兒又出現兩隻眼睛似的，一會兒又出現一條腸子似的，術者說是病人的眼睛和腸子都有病，很難醫治。說也奇怪，周佛海本是患胃潰瘍，死時瞳孔放大。我因急於要回蘭州，只得和楊淑慧告別，我安慰她，希望她好好侍候丈夫的病。但是等我回到西北不久，就聽到周佛海已病死獄中的噩耗了。」

　　周佛海曾陸陸續續寫過一些回憶文章，刊載在《古今》等雜誌上，一九四三年由上海古今雜誌社結集出版為《往矣集》。內收〈汪精衛先生行實錄序〉、〈苦學記〉、〈扶桑笈影溯當年〉、〈盛衰閱盡話滄桑〉、〈走火記〉、〈自反錄〉等篇。〈苦學記〉所記，主要是家世和幼年從學經歷。〈扶桑笈影溯當年〉所記，主要是他在日本的留學經歷，包括他發起組織共產黨的經歷。〈盛衰閱盡話滄桑〉記述回國後到抗戰爆發的從政歷程。串聯來看，可以周佛海的半生自傳視之。《古今》雜誌主編朱樸所作序言中稱，《往矣集》乃是《古今》雜誌所推出的《古今叢書》的第一種，收入者多是周佛海為雜誌所撰特稿，並稱：「在過去十數期的《古今》中，雖名作如林，無篇不精，但是讀者所最歡迎各方所最注意的，當推周佛海先生之作為第一。」但《古今》版的《往矣集》蒐集的並不完整，一九四四年周佛海的舊友金雄白又由他所主辦的上海《平報》為之增補續印，加入〈往矣集日譯本序〉、〈廣州之行〉、〈武漢追憶鱗爪〉、〈極樂寺〉諸篇，另有附錄部分：〈記周佛海先生〉、〈我與佛海〉、〈在日本的小家庭生活〉、〈讀往矣集〉，是最為完備的版本。

　　《往矣集》顧名思義，取自「往者已矣」，但其實更重要的意涵是下面那句話「來者可追」。周佛海的意思是過去的就讓它過去，未來的還可以及時追求的。這也是周佛海的騎牆式的作法，他眼見汪偽政權即將垮台之際，他又想靠攏國民政府，依此邏輯，推演後期周佛海和戴笠發生聯繫，並對忠義救國軍官多方掩護和接濟，都可以作為這一邏輯的事證，因此後來有人說，周佛海的《往矣集》，實在是他自己的一塊試金石。

　　在《往矣集》中，周佛海以「孤臣孽子」自命，大贊汪精衛有「『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』的慈悲而勇毅的精神」，又為自己詭辯道：「尤其是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，正是周公恐懼流言、王莽謙恭下士的時候，是非未定，功罪難分。如果半途而廢，雖存周公之心，終成王莽之果，上何以對祖先，下何以對子孫！後世的批評，我們可以不必去管，流芳百世也好，遺臭萬年也好，無聲無臭，與草木同朽更好，『身後是非誰管得，滿村爭唱蔡中郎』，但是個人的是非，固然不必計較，國家的利害，卻不能不加考慮。自古孤臣孽子的用心，不在求諒於當時及後世，乃在使個人的苦心、努力和犧牲，實際有益於君父。所以現在距我們企求的目的，雖然道路崎嶇，關山險阻，但是救傾扶危的目的一日不達到，就是我們的責任一日未解除。一息尚存，此志不容稍懈，哪裏能夠因為人事滄桑之感，而改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心呢！」

　　在《往矣集》中，他袒露糾纏自己多年的無奈與虛無：「我一生的遭遇，總覺得都是命運的支配。我現在能夠有這樣地位，負這樣的責任，決不是我的聰敏才智說得到的結果，完全是僥倖。僥倖，就是命運。」「只要把從古到今的歷史，翻閱一遍，任何人都會感覺世事無常、人生靡定，而有盛衰興亡之感。」「自從國民革命以後，雖然只有十九年，卻親自經歷過許多突起突滅、時分時合、忽盛忽衰的悲劇和喜劇，令人啼笑皆非，悲喜莫是。在這樣起落不定的澎湃潮流中沉浮了十幾年，焉得不令人感覺得個人的事，無一不是空的，而發生消極之思呢？成固不足喜，敗亦何必憂。得固不足樂，失又何必悲。榮華富貴，權位利祿，轉眼皆空，何必勞形苦心於這些身外之物追求和爭奪呢！」

　　周佛海的言談風采，確不愧為一個書生本色，但從他一生的行跡而觀之，他卻是一個十足投機取巧的典型，不過他又具備了那一份投機取巧的機智。